宁夏银川市人大常委会员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的规定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活动，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指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条例、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第四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
（一）为保证法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地方性法规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执行，需要根据本市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本市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除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自治区尚未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自治区制定地方性法规后，本市地方性法规与其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第二章 市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五条 规定本市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一个代表团或者人民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第七条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可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依照本规定有关规定的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八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介绍有关情况。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九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和修改，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审议报告应当对法规草案主要修改情况和重要的不同意见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再次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一条 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二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三章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交付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安排，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也可以先交法制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不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向提案人说明。
其他机关、团体或组织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建议，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并且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不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向提出建议的机关、团体或组织说明。
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或者立法建议时，可以邀请法规案提出人或立法建议提出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会议分组进行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后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任会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议结果报告中，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说明，对有关委员会的重要不同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邀请有关委员会的人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也可以根据需要，要求有关机关、团体、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规草案修改稿，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对法规案的审议结果报告，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议程的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可交付表决。
第十七条 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两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进一步研究，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审议，将审议意见向主任会议汇报。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一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一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应当听取各方面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分组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介绍有关情况。
第二十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团体、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的报批、备案、公布、解释、修改和废止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报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备案事宜。
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在本市机关报上全文刊出。
第二十三条 法规的解释权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规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常务委员会解释，并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一）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和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作出解释。
第二十五条 法制委员会研究拟订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法规解释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废止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其程序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相同。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九条 提出法规案，应当同时提出法规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法规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
第三十条 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三十一条 交付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规，经过修改后，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规草案或者法规草案修改稿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三十三条 法制委员会会同有关机关共同研究，编制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任期内的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定，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变更，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并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四条 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
对专业性和综合性较强的法规草案，可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参予起草或者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成专门班子进行起草。
第三十五条 起草法规草案，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自治区地方性法规，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论证。对不同意见，提出法规案的部门应当做好协调工作。
地方性法规应当包括法规名称、立法目的、立法依据和原则、适用范围、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执法主体、生效时间等基本内容。
第三十六条 法制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在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起草法规草案的过程中，可以了解起草情况，参与协调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1年3月29日
　　内容提要: 并非所有商标抢注行为都是恶意、非法的。在注册主义商标权制度下，商标法一定程度上是鼓励商标抢注的。为了平衡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人与商标注册申请人、商标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我国商标法在禁止抢注行为时，不应过问抢注者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而应当规定只有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时，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抢注。为了保护既有使用事实和利益，应赋予在先使用者在先使用抗辩权。为了防止混淆，应当强制性对在先使用者课以附加适当区别性标记的义务。为此，应当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之规定，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当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商标抢注现象时有发生，学者们对此大多持批判态度。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多年来，商标抢注一直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难题。商标抢注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多方面，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商标法律制度存在缺陷，使得抢注者有机可乘。因此，为了有效遏制商标抢注现象的发生，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律制度”。[1]有的学者则明确反对“善意抢注”，认为抢注都是恶意的。[2]有的学者认为，商标抢注属于不当注册行为，会妨碍他人行使合法权益，并且不符合经济转型的大背景。[3]还有学者认为，商标抢注行为是窃取他人财产权利的一种手段，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是具有主观恶意的行为。商标抢注在对原权利人造成困扰，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给商标审查机构带来巨大压力。防范并有效制止商标抢注行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4]等等。但是，在这众口一词的批判声中也有例外。例如，曹新明教授以“樊记”商标抢注为例，研究了商标抢注的正当性。他认为，应当以合法性和诚实性为标准判断商标抢注是否存在正当性，在商标抢注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者侵犯他人合法在先权利时，商标抢注没有正当性。[5]纵观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归结为一点，即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究竟应该如何划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拟对学界主流的批判观点进行反思，并在借鉴日本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进行重新划定，以期对我国商标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商标抢注批判之批判

关于商标抢注的含义，理论界存在多种观点。其实，商标抢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标抢注是指未经在先权益人许可，将其享有财产权益或者人身权益的标识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狭义的商标抢注则是指未经在先商业标识使用者许可，将其商业标识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由于广义的商标抢注如将他人著作物、享有专利权的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或者姓名抢注为商标，可以分别通过著作权法、专利法或者侵权责任法、民法进行规定，[6]因此在商标法领域谈论商标抢注通常是指狭义的商标抢注而言。狭义商标抢注的标识主要包括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商号、域名。[7]本文所指的商标抢注特指狭义商标抢注中未经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使用者同意，将其商标申请注册的行为。

从现有文献看，对商标抢注进行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观点：只要抢注就是恶意的或者非法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至少存在以下重大误识：

１．严重误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之规定。《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规定：“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使不对《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进行任何立法论上的评价，认为只要抢注就是恶意或者非法的观点也不符合文义解释的逻辑。按照《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规定，只有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时，抢注行为才违法。据此，从法解释学角度看，至少三种抢注行为合法：一是以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善意抢注知名商标；二是以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但没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善意抢注未知名商标；三是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但没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即非善意抢注未知名商标。当然，如果不考虑《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立法上的缺陷，而将其规定的在先使用未注册知名商标理解为仅仅能够阻止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的注册，则将与其近似的标识在非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进行抢注也会变得合法。由此可见，不问具体情况，绝对否定商标抢注的观点并不符合《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之规定。

２．完全误解了商标权注册制度实行的先申请原则之本质。由于公示效果以及为确保权利使用方面的安全性，商标权注册制度几乎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商标法所采纳。而采取商标权注册制度的国家，在商标权的获得上又基本实行先申请原则。按该原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申请注册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对先申请者给予优先权保护。先申请原则有点类似于物权法中的先占原则，将商标取得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谁先占，谁先得。与先占不同的是，先占的物必须是无主物，而抢注为商标的标识存在权益主体，但商标法为了促进产业发展，使商业标识尽其所用，作为公共政策选择，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抢注，而且不论抢注者是否具备主观恶意。可以说，商标权注册制度采取的先申请原则，本质上是鼓励商标抢注的。那种动辄认为商标抢注恶意、非法的观点完全不了解商标权注册制度实行的先申请原则之本质。

３．与商标法立法目的不符。商标法之所以鼓励商标注册，保护商标权，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产业发展。关于这一点，《日本商标法》第１条规定得非常清楚：“本法目的在于通过保护商标，以维护商标使用者业务上的信用，促进产业的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商标法》第１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但是，如果抽掉其中带有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内容，也可看出其立法目的最终仍然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了实现该目的，立法者经过精心的利益考量，采取的措施之一即在商标权的取得方面实行先申请原则，鼓励市场主体抢先注册最有利于自己的商标，尽快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排他权，并在此基础上安心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打造自己的商标，扩大营业规模及地域范围，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很显然，至少立法者存在这样一种假设，即相比怠于申请商标注册的市场主体，从对产业的贡献度来看，积极抢注商标的市场主体更能促进产业的发展。

相反，如果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商标抢注，则意味着任何商业标识的使用者，无论营业规模及地域范围有多大，都可以阻止他人进行商标注册，从而严重妨碍他人申请商标注册和使用的自由，极大阻碍产业的发展，影响消费者利益。

当然，诸如抢注商标进行囤积而不使用或者被抢注者营业规模更大、地域范围更广、对产业发挥了更大促进作用的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商标抢注恶意、非法论者认为先申请原则鼓励商标抢注从而违背商标法的立法目的，这是杞人忧天。这是因为：首先，针对纯粹的商标囤积现象，《商标法》第４４条第４款规定了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撤销制度，从而大大减少了只抢注而不使用的囤积现象。其次，按照《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３１条后半句的规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抢注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的。如果真的出现了在先使用商标知名度高、对产业发展贡献大的情况，则该在先使用商标完全可以阻止他人在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抢注；如果达到了驰名程度，则可以阻止他人在所有容易产生联想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进行抢注。

４．完全不了解商标权的属地性。商标权和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一样具有属地性，即按照某国法律获得的商标权，只在该国法域内受保护。按照该原则，我国商标要在其他国家受保护，就必须按照《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集中申请国际注册，或者分别在其他国家申请注册。我国历史悠久，驰名商标甚多，因此经常在国外遭抢注。[8]商标抢注批判论者对此常常愤愤不平，对抢注者和抢注国进行严厉批判。此种观点完全与商标权的属地性相违背。按照商标权属地性原则，如果某个商标未在某个国家申请注册，也未在某个国家进行使用，则该国没有任何保护义务，完全可以抢注。我国众多商标在国外被抢注完全是商标权人自己权利意识淡薄、不了解商标权国际保护制度造成的结果，不能归咎于商标抢注本身。

综上所述，一概否定商标抢注的观点既未透彻理解商标权注册制度的本质和商标权的属地性，也不符合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与《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的规定不符，是不可取的片面观点。笔者认为，在商标法恰当划定了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后，对法律界限外的在先使用商标是完全可以抢注的。

二、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日本的立法经验

笔者虽然不赞成全盘否定商标抢注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绝对肯定商标抢注。如前所述，商标法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产业发展。为了实现该目的，商标法必须对已经使用并且凝聚了较高程度信用、促进了产业发展的现有标识进行保护，从而划定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在这方面，日本商标法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按照《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第３款规定，在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某个商标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表示已经被需要者广泛认知，则他人不得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就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申请注册或者使用。据此，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具备以下三个要件时，他人不得进行抢注和使用。

１．在日本需要者之间被广泛知悉。某个商标通过使用如果已经达到被日本需要者广泛知悉的知名程度，则可以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抢注。所谓需要者，既包括最终消费者，也包括中间层次的交易者。从地域范围看，日本特许厅的审查基准只要求在某个地域范围内知名即可，无须被日本全国范围内的需要者广泛知悉。但是，从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１９８３年对具有重大影响的“ＤＣＣ案”[9]的判决看，对地域范围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在该案中，日本大和公司使用的商标“ＤＣＣ”在日本广岛县已达２３年之久，并且在该县境内具有相当知名度。上岛咖啡公司未经许可，将“ＤＣＣ”申请为注册商标。大和公司请求宣告上岛咖啡公司的商标注册无效。但是，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认为，考虑到商品流通、广告、媒体宣传状况，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至少在他人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应该在日本全国主要商业圈的同种商品经营者之间达到相当的知悉程度，至少不应当限于一个县内，而应当在超过相邻数县的相当地域范围内，达到至少一半以上的同种商品经营者知悉的程度，才能被认定为知名商标，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注册和使用。上岛咖啡公司的商标最终维持了注册的有效性。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实际是要求在先使用的商标应当达到我国所说的驰名商标程度时，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注册和使用。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的此种观点在日本很有市场，较多日本学者都持此种观点。日本著名商标法专家涉谷达纪认为，考虑到日本特许厅的审查能力不强以及很多人不愿意申请商标注册的事实，应当要求阻止他人在类似范围内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在相当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被需要者知悉，而不应当限定于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10]日本另一位著名商标法专家纲野诚先生也持相同见解。[11]此外，日本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田村善之先生也认为，如果将《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要求的地域范围限定于狭小地域范围内，不仅会对该地域的其他人，而且会对其他地域的其他人的商标使用造成一定影响。[12]

从相关公众的范围来看，日本特许厅的审查实务并不要求最终消费者广泛知悉，中间层次的交易者广泛知悉亦可。[13]但是，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要求至少半数以上的需要者知悉，[14]部分学者则要求绝大部分需要者知悉。[15]此外，日本学者还认为，在认定商标的知名性时，还必须考虑该商标所使用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本身的性质以及交易的具体状况，不能一刀切。例如，价格昂贵的机械与日本杂货、全国流通的商品与地方特产，由于流通途径、范围、广告宣传方法等不同，需要者也不一样，因此在认定商标知名性时，必须加以区别对待。[16]

２．商品和商标具有同一性或者类似性。知名商标能够阻止抢注的范围只限于相同或者类似范围内，即他人只有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将与知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时，知名商标才具有阻止他人申请注册和使用的效力。

３．商标的知名性必须在抢注者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获得。《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３项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由上可见，在日本，不具备以上要件的商标不能阻止他人在类似商品或者服务范围内抢先注册，更不能阻止他人在非类似范围内抢先注册，除非违反了《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５项的禁止性规定（与他人业务所属商品或者服务产生混淆之虞的商标）。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在规定不得抢注在先使用知名商标时，并没有明确限定抢注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或者不得有主观恶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抢注者主观上善意或者采用正当手段时就可以抢注。《日本商标法》第４７条在规定可以请求宣告注册商标无效的除斥期间时，通过括号方式规定出于不正当竞争目的抢注他人知名商标的，可以不受５年时间的限制。从法解释学角度看，该条意味着没有不正当竞争目的抢注他人知名商标时，被抢注者请求宣告无效受５年除斥期间限制，５年之后才不得再请求宣告其无效。由此可见，日本商标法对符合上述要件的知名商标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保护态度，即不问抢注者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主观上是否具备恶意，只要抢注的商标符合知名性要求，并且标识相同或近似，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相同或者类似，他人就不得抢注，否则就是非法的。

日本商标法并没有停留在规定知名商标可以阻止他人抢注上。在某个标识达到上述要求的知名度之前，抢注者将相同或者近似标识在类似范围内注册后，往往反过来控告商标先使用者侵害其商标权，试图对其行使差止请求权。例如，在上述“ＤＣＣ案”中，上岛咖啡在获得商标注册后，就反过来控告大和公司侵害其商标权，要求大和公司停止使用“ＤＣＣ”标识。[17]为了保护既有使用事实和利益，防止混淆，《日本商标法》第３２条规定，先使用者先使用的商标只要具备有限的知名度，[18]并附加防止混淆的区别性标记时，可以继续在原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先使用者的业务承继者同样拥有这种使用权。这样就很好地平衡了商标抢注者与商标先使用者之间的利益，达到了促进产业发展的目的。

三、我国商标抢注法律界限的缺陷及重新划定

（一）我国现有商标抢注法律界限的缺陷

我国商标法事实上也规定了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这具体体现在《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和《商标法》第３１条后半句的规定上。《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禁止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在类似范围内进行抢注和使用。按照该款规定，不管抢注者主观上是善意还是恶意，只要其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则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据此，如果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构成驰名商标，抢注者的商标以及商品和在先使用的未注册驰名商标及其标注的商品相同或者类似，则他人不得抢注。可见，该款规定与《日本商标法》第４条第１款第１０项的立法思路是完全相同的，既考虑了商标法促进产业进步的立法目的，也兼顾了他人选择和使用商标的自由以及我国采取商标权注册制度一定程度上鼓励商标抢注的本质。唯一不同的是，《商标法》未能在第１３条第１款的基础上赋予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者抗辩权，以对抗抢注者抢注成功后反过来控告在先使用者侵害其商标权，这将导致实践中大量的被抢注者陷入侵权状态。应该说，这是《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规定商标抢注之法律界限时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

《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的缺陷之二是，没有规定在先使用者应当承担的附加区别性标记、防止混淆的义务。这个缺陷与第一个缺陷相关。由于《商标法》第１３条第１款没有赋予在先使用者抗辩权，在他人抢注后，在先使用者继续使用行为将构成侵权，也就毫无必要再强加给其附加区别性标记、防止混淆的义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