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年法庭“集中审理、指定管辖”改革的思考

闵涛


　　早在1999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卢湾、南市等四个区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移送至长宁区法院审理，随后，在全国各地法院也参照“集中审理、指定管辖”模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我省的鸡西市、牡丹江市等法院也适用此模式多年，而得到一些有益经验。　

一、“集中审理，指定管辖”的作用和意义　

　　近年来，虽然少年法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对少年法庭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和基层司法机关领导的人为因素；少年刑事案件数量有限决定了具有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多数人员人均受理案件数量明显偏低，如我院2004年至2006年的三年时间里共受理少年犯案件34件，审判人员年人均审不足6件；缺乏法律规范导致少年法庭在案件审理程序上规范不一和量刑出现区域不平衡；少年法庭组织机构和人员不稳定且专业化审理程序不高等等。“集中审理、指定管理”模式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自1997年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以来，刑法根据青少年承担刑事责任的特殊规律,相应缩减了青少年负刑事责任的范围，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重大盗窃罪的，就不能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收案数大幅度下降而导致少年法庭审判任务严重不足的局面，如实行了“集中审理、指定管辖”，那么，提高办案效率，讲求诉讼效益，在符合公平、正义的前提下，以最少的诉讼投入来获取最大的诉讼效益，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少年法庭通过调整机构设置，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无疑是顺应了司法制度的演进的正确方向。　
　　第二，有助于解决适用法律不平衡的问题，推进统一执法，维护司法公正。适用法律不平衡现象的存在原本是刑事审判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中，这一问题较为突出。原因在于，就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而言，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制度，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与成年人刑事审判适用同样的实体法、程序法。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如何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适用法律、如何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如何把握从轻、减轻的幅度等问题，一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定标准，另一方面，各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具体适用法律的活动中还往往存在主观认识上的差异。所以，适用法律不平衡现象的存在，成为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实体方面法律适用不平衡包括：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性质，实施了轻微暴力的强索案件，是否以抢劫罪定罪；对于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某些法定情节成立的条件，如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案件中“多次抢劫”情节的成立条件，自首、立功等情节的成立条件等等。　
　　在程序方面法律适用不平衡包括：证据能否成立，证据是否充分的界限，抗辩双方出示证据，法庭调查。其中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特色相关的环节，包括法庭审理时间的长短，气氛宽严、庭审程序的繁简，调查报告的形成方式，调查报告与审判关系等等。　
　　在“集中审理，指定管辖”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集中审理各类案件，得以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审判活动与各区有关部门之间的交流协调，使得上述适用法律不平衡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趋于解决。　
　　第三，有助于强化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专业化程序。　
　　现阶段由于少年法庭管辖区域狭小，案件数量过少，少年法庭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由一个少年法庭管辖数个（县）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件来源充足。饱和的工作量，使审判人员能够通过办理大量案件提高业务能力，积累经验，探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特殊规律，不断地将少年法庭工作取得的诸项成果推广提升，从而为专业化程序的提高奠定理论上的基础。同时，在“集中审理、指定管辖”的条件下，少年法庭的管辖范围突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一方面，此项改革对于贯彻司法独立原则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将促使少年法庭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拓展少年法庭特色工作的辐射面。　

　　二、改革中将存在的问题　

　　少年法庭机构设置改革，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例如，目前检察院尚未做到集中起诉，仍分别向所在地法院移送案件，并要求避免异地出庭支持诉讼，被指定管辖的法院少年法庭要到起诉检察院所在地法院开庭；卷宗赃物移送，难以保证安全保存；送达法律文书、法定代理人到庭不能及时；异地押解被告人等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等，这些都是在改革前进中将会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但也会在加快改革前进的步伐中消失。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为了最大程度地解决少年法庭管辖范围作出新调整后所暴露出来的新矛盾，更是为了使改革后的少年法庭真正符合法律的本意，早日得到法律的确认，在一段时期的实践基础上，建议立法机关修改或制定有关法律予以确认少年法庭可以跨地区受理案件，以解决机构改革的法律依据问题。　
　　第一，关于跨区域开庭难问题。主动与管辖范围内的公诉机关、法院联系，互相配合，解决开庭难，可以说服公诉人到自己法院所在地开庭，难以沟通的，也可直接到公诉机关所在地开庭，对公诉机关所在地法院法庭比较紧张的，应通过自己法院与对方法院接触，协商解决法庭紧张问题，一般而言，提前一周时间通知对方法院开庭时间，安排法庭问题应比较容易解决。　
　　第二，关于卷宗赃物移送，必须与相应检察院对此问题协商，可以要求对指定管辖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卷宗、赃物直接向指定管辖法院移送，以保证卷宗和赃物不遗失。　
　　第三，送达法律文书可以委托兄弟法院或邮寄送达，而对于异地押解被告人的问题也将会在道路畅通无阻的条件下，迎刃而解的。　
　　少年司法机构设置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就法院系统内部进行改革，难以取得规模效应，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制订全盘规划，出台配套措施，才能取得实效。因此，从长远角度看，必须进行下列改革：　
　　第一，必须设立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侦查机构与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与法院系统少年庭机构设置相对应，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减少磨擦，形成一条服务，提高少年司法的专业化程度，提高少年司法的质量与效益。例如，就检察机关而言，可以进行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相应改革，与法院少年庭的设置相对应，成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察科，统一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起诉。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可以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侦察科，专门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司法行政部门还可设立专门的未成年法律援助中心，加大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力度。　
　　第二，必须稳定少年审判队伍，培养专家型少年审判法官。少年审判的特殊性与专业性，需要专家型少年审判法官与之相适应。审判过程中寓教于审原则的贯彻，审判之外的种种审判延伸工作等，均需要少年法官具备相应的专业审判知识与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因此，必须保护少年审判队伍的稳定，加大少年审判的培训力度，培养专家型少年审判法官。　


检察文书多为制式文书，其中填充式文书占相当大的比例，书写时不能随意发挥，这就对检察文书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检察文书说理性，一是有利于促进检务公开，提高检察机关公信力;二是做好释法说理工作，使流程、论证过程更加透明，有利于促进案结事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三是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认为，加强检察文书说理性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讲证据，夯实基础。根据相关规定，起诉书在格式、行文、内容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据此，起诉书能否体现说理性、如何体现说理性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起诉书可以体现一定的说理性，主要反映在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一项中。

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具体展开，比如详细列举证人证言、诊断证明书、借条等书证，或木棒、刀具等物证，将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予以明确表述。这种列明具体证据的方式是对指控犯罪的一种无形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起诉书的说理性，也使被告人享有了充分的知情权，利于其认罪服法或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辩护。

此外，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书特别是相对不起诉决定书也要注意“讲证据”。认定被不起诉人行为属“情节轻微”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就是证据，因此在叙述事实之后，应当将证明“犯罪情节”的各项证据一一列举，以阐明犯罪情节如何轻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不起诉书的说理性。

第二，讲法理，恪守公正。此处的法理是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法学理论等”。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处理案件，是进行释法说理工作的根本准则。首先，在检察文书中引用法律一定要做到准确。引用的条、款、项要明确，不能只笼统地引用到某条。其次，在一些检察文书中可对涉及的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说明。例如目前处于探索阶段的量刑建议书，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罗列行为人具有自首、立功、未成年、累犯等从轻从重情节，要结合法律对于相关情节的具体规定，阐明公诉机关是如何据此确定建议刑期的。又如纠正违法通知书，它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纠正违法通知书一定要对相关执法机关具体违反了何条法律规定予以具体明示，此外，如果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正确做法有明确要求的，也应在文书中列明具体规定。再次，在部分检察文书中运用相关法学理论进行说明论证。如指控不作为犯罪时，由于不作为犯罪的特殊形式，导致一些被告人对于自己“什么都没做，却被指控构成犯罪”不理解，有必要在公诉意见书中运用相关的法学理论对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进行充分阐述。

第三，讲情理，体现人文关怀。做好检察文书说理性工作，既要注意“晓之以理”，也要注意“动之以情”，以体现人文关怀。例如，以往的公诉意见书，大多在对证据、事实、适用法律进行分析后，侧重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阐述，“控诉”的色彩多一些。随着执法理念的进步，公诉意见书在指控犯罪的同时，也应注意挽救、教育、感化。通过在检察文书中恰当地“动之以情”，提高文书的说理性，这对于教育挽救被告人、惩前毖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