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票据保证的比较法研究----聂飞舟


为了避免妨碍票据在国际间的流通，票据法的国际统一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但不容否认的是日内瓦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票据立法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票据保证即为显例。本文旨在对日内瓦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票据保证作番比较研究，以期对各国立法有所明了。

一．日内瓦法系关于票据保证的立法

（一）票据保证的含义

票据保证是指行为人在已签发的票据上对特定票据债务人，以担保票据债务一部或全部履行为目的所为的附属票据行为。这里所谓的“行为人”即保证人，“特定票据债务人”即为被保证人，保证人所保证的票据债务为被保证债务，但立法上对这几个要素的规定并不一致。

1、保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45条第2款规定：“保证人应由汇票债务人以外的他人担当。”《台湾票据法》第58条第2款也规定：“前项保证人，除票据债务人外，不问何人，均得为之。”这种立法把保证人限制在除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但日本、法国、德国等立法认为，即使是票据债务人，也不妨允许其再为票据保证而自行增加一项票据义务，因此，票据的保证既可由第三人为之，也可由已签名于票据上的债务人为之。（参见《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第30条，《法国票据法》第130条）。笔者以为，票据保证的目的在于增强票据上的总信用（债务人的清偿能力），而票据债务人当然应该依票据文义承担票据责任，即使再为保证并不能因此而增加有关票据的信用，亦即只有在已有的票据债务人之外寻求保证人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比较而言，前一种立法较为可采。[1]

2、被保证人。原则上，凡是票据债务人都可充当票据保证的被保证人，对此，各国票据法都无限制。故保证人可为任何票据债务人的票据债务进行保证，包括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参加承兑人等。当然，若票据保证人所确定的被保证人并非该票据的债务人（如未进行承兑的汇票付款人、委托取款背书的背书人、设定质权背书的背书人等），则该票据保证归于无效。

3、票据债务。保证人对票据金额全部承担担保的，为完全保证，仅对票据金额的一部分承担担保的，为部分保证。《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第30条、《法国票据法》第130条、《台湾票据法》第63条都规定可对全部或部分票据金额为保证，若进行部分保证时，保证人对其保证的部分金额，承担保证责任。但《票据法》对是否允许部分保证，未有明确规定。根据《票据法》第48条的规定：“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2]，是否可以将保证人部分保证视为附条件保证？[3]若这种假设成立，则可认为我国票据法不允许部分保证，在保证人记载部分保证的情况下，作为附条件记载，不影响保证人对全部票据金额的保证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保证人对部分票据金额的保证视为附条件保证，因为民法中的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有其自身的含义，即将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不确定的条件（包括停止条件和解除条件）的成就与否，其情形显然不同于保证人对部分保证之约定。此其一。其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应得到尊重，保证人只对部分金额的票据债务进行保证，对债权人仍为有利，应该予以允许。若强制部分保证的保证人仍要对票据金额的全部承担责任，对保证人未免过苛。故此，我国票据法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允许保证人对全部或部分票据金额为保证。[4]

还应提起注意的是，各国对何种票据能适用保证的规定是不一样。法国、德国等国的立法中，票据保证适用于汇票、本票和支票。台湾的票据立法则规定票据保证仅适用于汇票和本票，不适用于支票，但支票又有保付制度。日本票据立法则既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保证，又规定了支票的保付，堪称特殊。我国票据立法的票据保证仅适用于汇票和本票，支票既无保证又无保付。[5]

（二）．票据保证的方式

票据保证作为一种票据行为同样是要式行为，这种要式性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票据保证需要在票据证券上进行，不能以票据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记载票据保证。《票据法》第46条：“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台湾票据法》第59条规定：“保证应在汇票或其誊本上记载下列各款，由保证人签名。”《法国票据法》第130条、《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第31条也作了相似的规定。至于保证记载的具体位置，各国票据法未作特别规定。通常习惯上依被保证为票据行为的位置来确定票据保证的位置，在被保证人为出票人或者承兑人时，票据保证应在票据正面进行，而被保证人为背书人时，票据保证则应在票据背面进行。[6]

另一方面，票据保证须记载法定事项。对此，各国的规定大致相同，但亦有区别。《票据法》第46条规定的法定事项为：表明“保证”的字样；保证人名称和住所；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日期；保证签章。其中，表明“保证”的字样、保证人名称和住所、保证签章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时，不发生票据保证的效力。而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日期则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未记载时，由法律进行推定，得并不影响票据保证的效力[7]：保证人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的，已承兑的汇票，承兑人为被保证人，未承兑的汇票，出票人为被保证人；保证人未记载保证日期的，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见第47条）《台湾票据法》和《票据法》的规定基本一样，相异的有二：其一为保证人名称和住所并不是法定的记载事项；其二为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的，《台湾票据法》的法律推定规则是“保证人未载明被保证人者，视为为承兑人保证，其未经承兑者，视为为发票人保证。但得推知其为何人保证者，不在此限。”（参见《台湾票据法》第59、60条）比较而言，《日本票据法》、《法国票据法》、《德国票据法》规定的法定记载事项较为简单，主要有：第一，保证的声明。即以“适用于担保”“作为担保人”“保证”或其他类似含义的批语、习惯用语表示。但同时，这些立法又承认略式保证，即虽然没有记载保证文句，仅有票据保证人在票面上签名者，视为保证的成立，签名者应承担票据保证人的责任（当然，出票人和付款人在票面的签名不在此限）。从解释上言，这种略式保证并不为《票据法》和《台湾票据法》所认同。[8]第二，被保证人名称。未载明被保证人者，视为为出票人保证，而不管汇票是否已经承兑。学者多认为，“汇票的承兑人为汇票的主债务人，如保证人代承兑人付款后，其他在汇票上签名的人，都可以免责，结果是使最多数票据债务人受益”，[9]因此，已承兑的汇票，未记载被保证人的，推定为承兑人保证应较为可取。第三，保证人签章。票据保证以保证人的签章为其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保证人签章或者其签章系伪造，其有权以此对抗任何票据关系人的权利要求。

（三）、票据保证的效力

日内瓦法系各国关于票据保证效力的原理主要表现为：[10]

1、票据保证的从属性。即票据保证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从属于或决定于被保证人的责任，保证人的责任和被保证人的责任相同。一方面，就数量而言，除保证人只就票据金额的一部分而为保证外，被保证人的债务有多少，保证人也必须承担多少。就种类而言，保证人如果是为承兑人保证，就应负付款责任，如果为发票人或背书人保证，就应负担保承兑及付款的责任。[11]另一方面，持票人可以直接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也可以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亦即在票据保证中，保证人不享有民法一般保证中保证人所享有的“先诉抗辩权”。

2、票据保证的独立性。即当被保证人的债务在实质上无效（如当事人无行为能力、受欺诈或票据被伪造等）的情况下，保证人仍得负保证之责。只有被保证的债务因欠缺形式要件（比如未记载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记载了不得记载事项、行为人未签章等）而无效时，保证人的债务才会归于无效。

3、共同保证人的责任。《票据法》第51条规定：“保证人为二人以上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台湾票据法》第62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据此，每一保证人均得对被保证的债务负全部责任，且这种连带责任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特约排除或更改此项连带责任。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虽对此未作规定，但仍应该作同一理解。

4、票据保证人的权利。票据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保证债务消灭，保证人可以涂销被保证人及其后手的全部背书，从而以持票人身份取得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权。对此，各国立法之原理相同，但表述稍有差异。《票据法》、《台湾票据法》规定为：保证人清偿债务后，得行使持票人对承兑人、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权。《法国票据法》、《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规定为：票据保证人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票据上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权利。这里，将保证人所取得的权利限定为追索权的立法，并不妥当。因为“在保证人清偿保证债务后的权利中，除了追索权外，如果保证人履行票据债务是在执票人向承兑人或付款人行使支付请求权（即付款请求权）之前进行的，票据保证人还可以先向承兑人或付款人行使支付请求权（付款请求权）。”[12]另外，保证人取得的权利是基于保证债务的清偿依法独立发生的，并不是从被保证人承继而来的，故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可以对抗原持票人的抗辩，不能用来对抗保证人。

（四）、关于隐存保证的问题

票据保证的目的在于增强票据本身的信用，但实际上，在票面上作票据保证的记载可能会暴露该票据的信用不足，因为信用良好的票据通常无须为保证。因此，票据债务人并不乐意保证人为保证行为时在票面上作出明确的记载。于是，更多的债务人采用了隐存保证的方式，即不以票据保证的方法，而以发票、背书、承兑或参加承兑等方法来达到保证的目的。比如，A以B为债权人发出汇票，但为了增强该汇票的信誉，A不直接将汇票交付与B，而是先以信誉较好的C为受款人，使C在汇票上背书后再交付与B，或者A欲向B签发汇票，为使B易于接受， 请C作为共同出票人而发出汇票。这里C的背书行为、出票行为实质上属于票据保证行为，但在汇票上却没有保证意旨或声明等其他记载，故而为隐存的保证行为。[13]隐存保证是日内瓦法系各国票据法理论上提出的概念，而无立法之明文。由于票据乃典型的文义证券，而隐存保证在外观上又是出票行为、背书行为、承兑行为等（如前述C的行为），因此，在票据法上完全适用出票、背书、承兑等相关规定，无票据保证之适用。相应的，隐存保证人只能以其外观上表现出的身份（如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等）对票据负责。至于隐存保证中的保证人和债务人，并不发生票据法上的保证关系，但双方存在着基础关系却是勿庸置疑的。



二．英美法系关于票据保证的立法

英美法系票据保证之原理与日内瓦法系大不一样，而且该法系内部的立法也难为一致。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三编：“商业票据”中的3—416条“保证人的合同”把票据保证分为两种：保证付款和保证托收。前者是保证人在签名处加载“保证付款”或同义文句的保证，意指“签名者（即保证人）承诺如果票据到期不获付款，他将依据票载文义支付，无须持票人先向任何其他当事人要求清偿。”（见第1款）后者是保证人在签名处加载“保证托收”或同义文句的保证，意指“签名者（即保证人）承诺如果票据到期不获付款，只有在持票人对发票人或承兑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而执行时又不能全部清偿时，或在发票人或承兑人变成无力清偿或出现其他情况而致使追索无效时，他将根据票载文义支付。”（见第2款）可见，保证付款和日内瓦法系的票据保证（特别是以承兑人或发票人为被保证人的保证）的原理很相似，但仍不尽全同，比如，保证付款是以保证人支付票款为主旨，因此不像日内瓦法系的保证人可能要同时承担担保承兑和付款的双重责任；再比如，持票人向保证付款的保证人行使权利，不需要提示票据、作退票通知及作成拒绝证书等，但在日内瓦法系，持票人向保证人行使权利时，应当遵循向被保证人行使权利同样的程序；还比如保证付款的保证人在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时，才依票据文义支付，这意味着若被保证人为承兑人时，持票人则须先向承兑人请求付款，如果不获付款时，才能向保证人请求，但在日内瓦法系的票据立法中，持票人于到期日可直接向承兑人的保证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保证托收则在日内瓦法系的票据立法中找不到相类似的规定，因为日内瓦法系各国是根本排除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的可能性。从此意义上讲，保证托收倒是和民法中的一般保证之原理相若。
商标与原产地标记，谁主沉浮？
——“金华火腿”商标权之争的学理分析
林海涛*

[摘要] 按照我国的法律，浙江省食品公司是“金华”火腿商标的合法拥有人，但由于“金华”商标中包含有“金华火腿”的原产地标记，因而“金华”商标实际上是一个“蹩脚”的商标，它的诸项权能已受到原产地标记的严格限制。因此，在浙江省食品公司控制着“金华”商标的专用线权，而金华方控制着“金华火腿”质量的情况下，解决二者商标权属争议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二者能够进行合作，打造“金华”名牌商标，在共同的利益上实现双赢，将“金华火腿”这一我国的千年美食发扬光大。
[关键字] 原产地标记

金华火腿，是我国传统肉类腌腊食品的精华，具有悠久的历史，驰名中外，现已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地，1915年还获得巴拿马国际商品博览会一等奖。1983年，浙江省食品公司以“三统一”（即统一经营、统一调拨、统一核算）的行政关系为由，将原金华市浦江县食品公司于1979年10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的“金华”牌火腿的注册商标无偿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1984年，浙江省食品系统进行改制，食品企业管理权全部下放到市、县各级，但当初以统一管理为由无偿转让给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火腿商标并未“下放”。之后金华方 与浙江省食品公司在“金华”火腿商标归属问题上纠纷不断。2001年7月4日，国家有关部门还委托与双方无关联关系的京沪法律专家为公平、公开、公正地解决"金华火腿"商标权属之争在上海举行法律论证会。我国各大媒体，如《解放日报》、《钱江晚报》、《文汇报》也都分别发表长篇文章，报道金华火腿商标纷争。有的媒体甚至指出的：凡以地域名为地方传统特色产品品牌的，几乎都有类似纷争, 如龙井茶、张小泉剪刀、龙泉宝剑等都与金华火腿一样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工业产权纠纷。纷争了20多年的“金华”火腿商标事件应该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金华火腿”商标纠纷得以解决，将是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范例。有感于此，笔者对“金华”商标权属纠纷的相关问题作一法律上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谁是“金华”火腿商标的真正主人？
金华方与浙江省食品公司这20多年来在“金华”火腿商标的权属问题上纠纷不断，而纠纷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原金华市浦江县食品公司与浙江省食品公司之间的“金华”商标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2、浙江省食品公司是否有资格拥有“金华”商标的专用权。
（一）原金华市浦江县食品公司与浙江省食品公司之间的“金华”商标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金华市认为：原金华市浦江食品公司将“金华”火腿商标无偿转让给浙江省食品公司是迫于行政压力，并非其直实的意思表示，该商标转让合同违犯了合同缔结应遵循的自由、平等的原则，因而该商标转让合同是无效的；既然是无效的合同，那么浙江省食品公司当初以统一管理为由“上缴”的“金华”火腿商标在浙江省食品系统改制后自然也应“归还”给金华方。对此，笔者认为：
1、食品企业管理权的下放未必就意味着商标权也应下放。国有企业管理权的下放是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大的举措，当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赋予企业更多的财力，增强企业活力 。为了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国务院于1984年5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明文规定了应当下放给企业的十项权利 。这些权利（见注释(4)）主要是关于如何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而并没涉及企业之间相互转让财产的问题。企业之间依法转让财产属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范围。而1984年，浙江省食品系统改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按照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浙江省食品公司必须将原来其统一管理的食品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市、县各级，但“金华”商标不属于国家要求的“下放”的管理权范围内，是否转让“金华”商标属于浙江省食品公司的自主经营范围之内。
2、判断一项合同是否有效，是否违背了合同缔结自由、平等的原则，判断的依据只能是法律的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政策。”该商标转让合同缔结于1983年，当时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尚未制定，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国家政策来调整。省食品公司按照当时省、地、县三级食品公司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调拨的“三统一”管理，要求金华市浦江县将“金华”商标转让给浙江省食品公司，双方都在按政策办事，任何一方都不存在过错，那么实际也就不存在违反合同缔结自由、平等的问题。
3、浙江省食品公司在取得“金华”商标专用时也符合了商标权转让的形式条件。根据我国1982年《商标法》第25条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因此，该条对商标权转让的形式要求有两个：一是要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二是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予以公告。在1982年8月2日，浙江省食品公司和浦江县食品公司经过协商，共同向国家工商局提交了关于后者将“金华”商标转让给前者的申请书。次年3月14日，申请获准并予以公告，浙江省食品公司掌握了“金华”火腿商标的专用权。 所以，浙江省食品公司在受让取得“金华”火腿商标时也完全符合了商标转让的形式条件。
综上，笔者认为，浙江省食品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金华”火腿商标，主要是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经济背景所决定的，浙江省食品公司在取得“金华”火腿商标的过程中，虽然使用了行政手段，但却是符合当时的国家政策的，浙江省食品公司对此并无过错，同时其商标权的取得也符合当时《商标法》的规定。所以，该商标转让合同是有效的。
（二）浙江省食品公司是否有资格拥有“金华”商标的专用权。
浙江省食品公司位于杭州市，而金华市则是浙江省的另一个市，浙江省食品公司拥有“金华”火腿的商标，也就意味着产品原产地以外的企业拥有了包含有产品原产地标记的商标，这也是最令金华方火腿生产企业感到委屈和愤愤不平的事情。那么，依照我国的法律，原产地以外的企业是否有资格拥有包含有商品原产地标记的商标呢？
在我国，商品的原产地标记与商品的地理标志系同一语。 我国《商标法》原产地标记对商标的注册和使用的限制的规定体现在该法第10条第2款和第16条第1款。《商标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商标法》第16条第1款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继续有效。”从这两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
第一，我国《商标法》并没有对将包含有原产地标记的商标的申请人或所有人的资格做出任何限制。这也就意味着，包含有原产地标记的商标的申请人或所有人即使是原产地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符合《商标法》的规定，就可以注册取得包含有原产地标记的商标。
第二，已经善意取得的包含有商品的原产地标记的商标，即便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记所标示的地区，该注册商标也是有效的。
在“金华”火腿的商标权属之争中，原金华市浦江县食品公司依当时的法律取得“金华”商标的专用权。而商标权是可以转让的，因而浙江省食品公司依当时的政策依法从原金华市浦江县受让取得“金华”商标的专用权也是合法的，而合法的也就意味着是善意的（见上文）。因此，浙江省食品公司拥有“金华”火腿商标符合我国《商标法》第16条第1款定的商标善意在先取得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金华方以浙江省食品公司不是金华地区的生产企业为由而否定浙江省食品公司拥有的“金华”商标的观点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
二、金华市火腿协会能否“取道”商标法，申请注册“金华”证明商标。
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记。 证明商标的使用，可以促进商品质量的提高，加强商品的竞争力，保护消费者权益。 像我国的“山东大蒜”、“绍兴黄酒”等都是比较著名的包含有原产地标记的证明商标，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原产地产品地作用。所以，金华市火腿协会希望通过注册证明商标进而保护原产地产品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我国《商标法》第9条的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一般是指：（1）待审商标与他人申请在先的商标相同或近似；（2）待审商标与同一申请日提出注册申请，但使用在先的商标相同或近似；（3）待审商标与享有专用权的商标相同或近似；（4）待审商标与享有优先权的商标相同或近似。依“一商标一专用权”原则，待审商标只有不与在先权利相冲突，才有可能通过实质审查，否则将被依法驳回申请。
因此，在浙江省食品公司已经拥有“金华”注册商标的情景下，金华市火腿协会再以“金华”注册证明商标，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该申请已与“他人在先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属于商标注册不当，应被驳回。事实上，早在1995年，金华市保护名牌协会就致函国家工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要求撤销"金华"火腿商品商标，因为按照法律程序，只有先将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商标撤销，金华市才有可能将“金华”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但在历经六年半的漫长等待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于2001年9月27日通知金华名牌保护协会：驳回金华方提出的关于撤销"金华"商标的申请。据悉，2003年1月，金华火腿协会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了“金华”火腿的证明商标的申请。其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三、浙江省食品公司“商标在手，就可以打遍神州了吗？”
浙江省食品公司由于拥有“金华”火腿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所以在与金华市火腿企业的“交锋”中占尽了上锋。
1985年，浙江省食品公司状告金华一家生产“双龙牌”火腿的企业侵权，获胜；
1995年1月，浙江省食品公司将金华市金华火腿监制局告上法庭，金华市火腿监制局被迫撤销。
2001年5月23日，《上海晨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金华火腿”：50%为假货》一文，据此文，有的超市做出决定，进场销售的火腿都必须要有浙江省食品公司的证明。
但是笔者认为浙江省食品公司虽然是屡战屡胜，可谓是“商标在手，打遍神州”。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受到原产地标记保护的限制，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商标的注册专用权已受到很大限制。
商标权包括使用权和禁止权两个方面。使用权即是商标权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充分支配和完全使用的权利。商标权人可以在其注册商标核定的商品上独自使用该商标并取得合法权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注册商标转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禁止权是指商标权人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 所以，商标权主要有以下四项权能：
1、商标使用权，即商标权人自己在其注册核定的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权利。
2、商标许可权，即商标权人有权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的权利。
3、商标转让权，即商标权人有权将商标转让给他人的权利。
4、禁止权，即商标权人有权禁止他人未经其许可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
然而，由于浙江省食品公司是以原产地以外的企业拥有包含有原产地标记的注册商标，所以它的注册商标的四项主要权能：商标的使用权、商标的许可权、商标的转让权和禁止权都已受到了原产地标记的极大限制。表现在：
第一，商标使用权受到了原产地标记的限制。商标使用权是商标权人自己在其注册核定的商品上使用该商标的权利，这应是商标权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能，也是商标权人申请商标的目的之所在。但是由于受到原产地标记的限制，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商标的使用权被限制到了几乎无法使用的地步。按照我国《商标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商标中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但是，已经善意取得注册商标继续有效。”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已经善意取得注册的商标，如果该商标中包含有商品的地理标志，而该商品却并非来源于该标志所标示的地区，误导公众的，该商标将被禁止使用。而浙江省食品公司是虽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取得了“金华”商标，但由于其产非金华地区的生产企业，“金华”商标中又包含有“金华火腿”的原产地标记，而“金华”商标在我国也不是弛名商标，尚不具有像“青岛啤酒”、“茅台酒”等商标这样强的功能，那么如果浙江省食品公司将“金华”商标用于其自己生产的火腿上，将会产生误导消费者的效果，使消费者误以为浙江省食品公司生产的火腿来源于金华地区，而事实上也已经产生了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那么浙江省食品公司就会因为违反《商标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从而会被禁止使用。所以，按照我国商标法的规定，为了防止误导消费者和保证“金华火腿”的质量，浙江省食品公司实际上是不能将“金华”商标用在其自己生产的火腿上的。
第二，商标许可使用权受到原产地标记的限制。根据我国《商标法》第40条第1款的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根据该条的规定，如果商标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商标权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而许可人则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质量。”这条规定实际上限定了浙江省食品公司只能将“金华”火腿商标许可给金华方的火腿生产企业使用，因为“金华火腿”的质量主要是由金华方所特有的原料和独特的地理气候所决定的。 金华市方以外的火腿生产企业很难达到“金华火腿”的质量要求，因而也就决定了浙江省食品公司不能将“金华”商标许可给金华方以外的火腿生产企业使用。而且根据我国《商标法》第44条的规定，如果某一注册商标无正当理由连续三年停止使用，该商标将被商标局撤销。这又决定了浙江省食品公司必须将“金华”火腿商标许可给金华方的火腿生企业使用，否则“金华”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就有被商标局撤销的危险。
第三，商标的转让权受到原产地标记的限制。根据《商标法》第39条的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该条规定并结合《商标法》第16条的规定对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商品转让构成以下限制：
1、浙江省食品公司不能将“金华”商标转让给金华方以外的火腿生产企业，因为这些火腿生产企业难以保证“金华火腿”所要求的质量，并同时可能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
2、即使浙江省食品公司向金华方转让，也只能转让给对金华火腿生产具有检测和监督能力的组织，而不能转让给金华地区某个具体的火腿生产企业，因为“金华”火腿商标实际上起到证明商标的作用。证明商标是不能由某个企业单独享有的。 浙江省食品公司拥有“金华”商标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法律对此予以承认。但是如果今天再将某个事实上起到“证明商标”作用的商标转让给某个生产企业，事实上将损害原产地其它企业的合法权益，我国商标局也不会予以核准。
第四，禁止权同样受到原产地标记的限制。《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9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因此，金华方的火腿生产企业只要达到了金华火腿所要求的质量标准，在其产品上标明“金华”是其原产地，是完全合法的。
四、解决“金华”商标权属之争，路在何方？
“金华”火腿商标的权属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不仅使争议双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种纷争极大地影响了对我国传统美食“金华火腿”的保护，不利于创造“金华”明牌，不利于将我国的传统美食发扬光大。因此，“金华”火腿商标的权属之争应该有个合理的解决。但在解决的过程中，各方应正视以下几点：
第一，浙江省食品公司是“金华”商标的合法所有人，除非浙江省食品公司在使用“金华”商品的过程中有违背《商标法》及其它法律的规定而被撤销，否则金华方很难通过法律途径撤销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商标。
第二，浙江省食品公司的“金华”商标实际上是一个“蹩脚”的商标权，其商标权已受到原产地标记的极大限制，而且金华方火腿生产企业有权依法以“XX牌火腿，原产地：金华”的方式标注。
第三，浙江省食品公司虽然与金华方存在“金华”商标的权属之争，但是二者在使用“金华”商标上实际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浙江省食品公司必须而且只能将“金华”商标许可给金华方的企业使用（见上文），而金华方的火腿生产企业也需要借助“金华”商标来保证产品质量，打造“金华”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