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的采用标准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3期
　　在不同的司法和执法等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活动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仲裁、公证、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等活动和诉讼活动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证据的采用标准仍然会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还会有不同的具体采用标准。然而，在各种与法律有关的证明活动中，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即一般采用标准，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
　　一、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然而，这种解释过于抽象，很难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中作为采用证据的具体标准。?
　　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性。诚然，由于人脑本身就是物质的高级存在形式，所以存在于人脑中的信息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这种存在形式无法让他人感知，不符合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随着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文书”已经成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证据问题。例如，一些公司企业的日常业务和商务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无纸张文书管理”，那么，存储在计算机硬盘或软盘中的有关文件是不是证据?它们是否具备了证据采用标准所要求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这些文件也是证据，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因为它们仅存储在“电脑”中，犹如存在于人脑中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一样，没有以别人可以感知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还不符合采用证据的标准。当然，如果这些文件被“电脑”打印出来，或者在法庭上通过计算机屏幕显示出来，那它们就具备了证据的客观表现形式，也就可以采用了。?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①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例如，某杀人现场上有一把带血的匕首。它自己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吗?否!首先要有人将它从现场上提取并作为证据；然后要有人对它进行检验或辨认，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或嫌疑人的联系。只有当有关专家通过对刀上的血痕或尸体伤口的鉴定结论确认它就是致被害人死亡的那把凶器，或者有关证人通过辨认确认它就是某个嫌疑人的刀时，它才能发挥证明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证据采用标准的范畴，不再赘述。
　　二、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司法和执法实践来说，这种解释显然也太抽象，不具备可操作性，难以作为采用证据的具体标准。不过，证据的关联性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用语言界定的概念。正如华尔兹教授所指出的：“……相关性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用切实有效的方法界定的概念。相关性容易识别，但却不容易描述。”②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某种联系。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与太平洋台风的形成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弱但绝对不可否认的联系，因为它们都与空气的运动有关；城市的汽车和乡村的树木之间似乎是毫无关联的，但是仔细分析，人们仍然可以从环境保护、生产生活、物质成分等许多方面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因为它们至少都是共同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的物质。然而，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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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们对证据关联性的认识也会受到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过去被认为没有关联性的东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就具有了关联性。例如，过去人们不知道在人的血压、呼吸频率和皮肤电阻等生理变化和人的说谎行为之间有关联，但是后来的科研成果证明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系，于是这些心理和生理测试的数据对于有关人员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就具有了关联性。
　　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例如，一个34岁的被告人在14岁的时候曾经在商店里偷拿过商品的行为对其当前面临的故意杀人罪指控具有关联性吗?一个受贿案件的证人在厕所里听到隔壁有人说该案的被告人曾经受贿多少万元的陈述对证明案件事实有证明性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它们又都不符合采用证据的标准，因为前者的关联性过于遥远，后者的证明性过于微弱。由此可见，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必须具有实质性的证明意义。
　　综上所述，人们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可以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这主要指各种“人证”。例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证人能力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因此那些不具备证人能力的人提供的证言即使具备了客观性和关联性，也不能采用；基于同样的理由，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民事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
法律的有关规定。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禁止刑讯逼供，因此使用刑讯手段提取的被告人口供就不具有这种证据的合法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由此可见，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包括主体不合法、形式不合法和程序不合法三种情况。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下的不合法证据也都是证据。我们不能因为一支带有被害人血迹的匕首是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就说它不是证据；也不能因为被告人供述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就说它不是证据。它们都是证据，只不过是不能被采用的证据。
　　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证据的合法性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譬如在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刑讯获取的被告人供述当然具有合法性。另外，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合法性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例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的谈话录音不得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因此，就民事诉讼而言，这种录音证据就不具有合法性，不能采用。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这种规定，所以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谈话录音就具有合法性，可以采用。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①阿尔弗雷德·刘易斯：《血痕弹道指纹探奇》，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②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增设了第二款：“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条规定在我国刑法的贿赂犯罪体系中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罪名——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当前，公共工程建筑、国防采购、石油天然气、房地产、电信以及电力等行业已成为跨国商业腐败的高发地带。在这些涉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跨国商业活动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丰厚，有关公职人员分配公共资源的权限较大，使得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各国间政治、经济、法律、价值观念诸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同一行为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在程序上也很难依靠一国的司法资源去收集证据、发现事实，有关机关对跨国公司的国外腐败行为难以高效监察和侦查，从而增加了追究的难度。在认定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时，值得借鉴的一个依据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于2005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和精神落实、转化为国内法的举措。因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外国公职人员”的界定对我国刑事司法机关认定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2项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外国”不仅限于国家，它还包括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及其各下属部门，有时也包括任何有组织的外国地区或实体，比如自治领土或独立关税地区。


由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外国公职人员”主要包括：外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指立法、行政、行政管理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外国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中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接受外国国家、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的委托行使公共职能的人员。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3项的规定，“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国际公务员，也称国际职员，是指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聘用的各类工作人员。国际公务员按职务性质一般可分为高级官员、业务类官员和一般事务类人员；按职位地域性质可分为受地域分配限制和不受地域分配限制；按合同种类可分为长期合同、定期合同和临时合同。因此，“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受国际组织聘用的国际公务员。这里强调的是其职务特征。二是虽没有受国际组织聘用，但受国际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人员。这里强调的是其职权特征。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受国际组织聘用的国际公务员；二是虽没有受国际组织聘用，但受国际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人员。国际组织以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mment organization），两者均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在实践中，政府间国际组织固然行使了绝大部分公共职能，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也经常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项目，在国际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处理人权、环保、劳工问题时，往往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委派专家，以保证解决问题时有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参与。因而判断国际公共组织的标准是该组织是否承担了国际公共职能，而不取决于其名称、组织形式或权限。


二、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原则


1.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重要参考依据。


我国于2005年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和精神落实、转化为国内法的举措。因此，我们在认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公职人员、官员时，援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参照依据，是自然、合理而且必要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术语进行了解释。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在办理有关海外商业贿赂案件的过程中，可以理直气壮地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术语解释。


2.可直接参照有关法律、判例等。


由于国内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差异，许多国家都存在与本国国情相适应、而外国人则难以准确理解的公共职务、职位。这些职务、职位在我国国内没有对应的概念，在认定担任这些职务或职位的人员是否属于外国公职人员时，唯有直接参照有关国家的法律或判例。因为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受贿，需要明确其是否掌握可用于交易的职权，而是否具有这种职权，只能根据其所在国的法律和相关规定才能判断清楚。例如，日本的农地开发经营财团的职员是否属于公职人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直接得出结论的，日本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关于整备经济关系罚则的法律》中，规定将此类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公共财团职员“视为公务员”，也就是对于这些人员，“在与刑法的关系上，作为公务员处理。”因此，在认定外国公职人员时，是需要直接参照有关国家的法律、判例等规定的。同理，对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认定，必要时也应直接参照有关的国际公约、条约，并结合其职权和工作性质来明确其身份。


认定外国公职人员身份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国内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公务员制度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判断外国公职人员的身份性质时，不能受我国传统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约束，应重点从相关雇员隶属的公共机构以及其具体实施的职能是否具有公务属性的实质角度进行判断。


认定外国公职人员身份应重点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2项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同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条第1项也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范围，系指：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根据上述规定，“外国公职人员”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这是从职务上限定的公职人员范围。二是行使公共职能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这是从事务上限定的公职人员范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