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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这一核心中心，举证责任分配是个极为重要且复杂的法律问题，或者可以说，不同的举证分配方案会引起截然不同的诉讼结果，如果分配不当，不仅会极大的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破坏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举证责任分配的科学性，是指引民事诉讼公平、良性循环的“衡平器”。通常，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由民诉法，民事实体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而确定的，或者说，举证责任分配具有法定性、不可替代性和恒定性，在无特殊情形下，审判法官是不能随意对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进行自由分配。然而，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法律规定再严密，再周详也难以穷尽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繁多错综复杂的民事活动和交易关系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现成的法律也难以满足司法实践中的所有需求，这样，无法根据立法规定来确定举证责任分配，这已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最高法院基于立法机关赋予的司法解释权在立法滞后，法官不得拒绝司法裁判的大背景下，作出了法官在无法律、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下，允许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解释规定，这一新规定，修补了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缺陷，也丰富了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同时对促进司法公正、营造和谐诉讼氛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笔者就法官在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的有关问题做一番深入的研讨，期望为进一步规范法官的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权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内涵的概述

　　我国司法解释赋予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既弥补了立法上的不足，也符合了司法实践的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所谓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是指办案法官在个案审理中遇到了无法律、司法解释等具体规定而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基于保障司法公正，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综合考虑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承担的一种诉讼制度。法官这种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司法裁判权的重要体现。

二、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司法原则

　　（一）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价值考量的问题。按照有关学者的观点，举证责任分配是以公平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而公平正义的实现，又仰赖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各种具体原则。具体而言，法官在个案审理中，遇到了“准法律缺位”情形时，在保护力度与方式上要尽量向受害者、弱势主体倾斜，依法提供尽可能的救济途径，比如，法官以公平正义原则对举证责任承担进行第二次分配，通过公正的举证责任分配手段，从而推动案件朝公平正义方向发展，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个案公正。

　　坚持“能强优配”原则

实践证明，当事人对于待证事实的举证条件和举证能力往往各有差异，在证据的收集能力上，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影响一般要优于自然人，掌握国家权力的自然人又优于普通的自然人；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自然人又优于文化知识欠缺、阅历较浅的自然人，具备法律专业的公民又优于法律知识欠缺的自然人。在个案审理中，法官对当事人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时，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强弱、举证能力大小等因素，通常由能力较强的当事人优先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保持诉讼结构平衡，极大地保护了弱者的权益。

　　（三）坚持“证近优配”原则

　　双方当事人因环境与条件不同，从而与证据的距离上有所不同，有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而接近证据的距离较近，有的当事人因主观原因而接近证据的距离较远，按常理而言，离证据的距离最近的当事人更易发现证据，也更易举证，使其举出的证据更接近案件事实；远离证据的自然人，难以接近和发现证据，从而不具备举证条件。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如遇到举证责任分配情形时，首先要考虑被举的“证据”与当事人接触的“远近”程度，从而决定由离证据距离较近的当事人优先承担举证责任后果。

　　三、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条件

　　（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必须符合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顺序要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七条规定，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有三个顺序层次：第一，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国《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正置”原则，也是民事诉讼的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除特殊规定外，一般都要适用这个基本分配原则；第二，根据司法解释和其它相关规定进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国司法解释《证据规则》第四条的规定，对8种特殊侵权案件规定了由加害人或管理人承担其无过错的举证责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该8种特殊侵权案件中，通常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三，法官自由分配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在无法律、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根据不同的案情，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辨明事实真伪的具体要求进行举证责任第二次分配。

　　原、被告在诉讼中首先也要穷尽完成其基本的举证责任要求，如遇到案件的核心证据无法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分配原则来获取，而被告举证则不适用法定上的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办案法官如经审查判断核心证据可能被一方撑控，如不对举证责任进行第二次分配，显然会导致案件不公正，此时办案法官才能着手考虑举证责任分配自由裁量问题。

　　严格来说，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实际上是举证责任的第二次分配，因此，并不排斥举证责任基本分配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说，在一般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对基本的事实做出举证，或已穷尽完成了举证义务，只有在遇到案件法律上的证据举证障碍时，或者说，不能采用一般举证原则进一步完成举证，这时，办案法官才能考虑举证责任的第二次分配。例如，原告赵某在某商场购得美容产品一套，留有购物发票。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赵某出现皮肤溃烂现象，后经鉴定，赵某使用的美容产品属于过期产品。赵某遂将商场诉至法院。在该案诉讼中，原告赵某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就基本的受害事实，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方面穷尽做出了举证，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但不能是否系被告提供的产品所致进一步举证，而被告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被告按理无须对自己是否存在过错或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如果法官不对举证责任承担进行第二次分配，则无法保障案件的公正，也极大的损害了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因此，法官在遇到该情形时，在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遵守公平等原则，应对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即由被告就其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进行举证。

　　四、举证责任再分配时的举证时限要求

通常，法官在庭前是无法判明是否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再分配，实践证明，法官只能在庭审中才能准确判明是否适用举证责任再分配，如决定举证责任第二次分配，这样，就牵涉到了举证期限是否需延长的问题，如果一方当事人就法官分配的举证责任能在庭审中提供对方所需的“证据”，则无需延长举证期限，如当事人需要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法院原则上应予以准许，但要审查延期的合理性，此时，案件应延期审理。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之属性及其有偿流转法律问题探析

佘卫刚


[内容摘要]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用益物权，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外部利益性逐渐显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流转问题遂成为专家、学者们研讨的焦点问题。现行的调整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规范因其自身的缺陷性，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之需。如何在确保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作为用益物权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最大效用，使之合理、有序、有偿流转之变革已刻不容缓。

[关键词]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权能，有偿流转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
近年来，“ 三农” 问题一直被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随科学理论思想转变为强大的实践武器，中国经济社会，尤其是农村面貌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但目前现实社会中，仍存在着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一）城市化进程加速化与农地锐减的矛盾
经济发展必然促进城市化进程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又必然需要大量建设用地。据报中国城市化水平1995年为29%，到2000年为35%，而到2010年则为45%左右。纵观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发展与耕地变化简史，可以看出，从1957年到1997年间，耕地从112百万公顷下降到95百万公顷，年减少近1，000，000万公顷[1]。这严重冲击保护耕地的国策。

（二）农民土地被征获得极少的补偿金与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而获得巨额差价的矛盾
我国土地管理法律体系规定了农地只有被国家征才能进入地市，这样就使得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造成国家对农地使用权的不当干预，无偿的取得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后的增值收益，而收益返还用于农村建设的却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从而政府、乡镇干部与农民间的关系对立，矛盾尖锐。

（三）农地使用权之流转趋势与国家法律规范严格限制间的矛盾
以土地管理法为主的法律体系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严格禁止、限制的，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但也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但现实中，这些禁限基本处于失灵状态，各地农地流转隐形市场大量存在。随经济发展、户籍制改革，村民买卖、抵押房屋及宅基地屡见不鲜；名为联营实为土地租赁、甚至买卖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皖粤等省份亦以地方立法形式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有偿流转等办法。可见，现实中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问题靠一味的禁止是无法解决的。

综上所述，农村土地，尤其是其流转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问题。随中国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建立如何充分体现、发挥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作用的，使之能正常、合理、高效利用的制度刻不容缓。

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治理现状与缺陷
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对于其使用权及使用权流转，我国法律如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建设用地需使用国有土地，乡镇企业建设用地、村民建房用宅基地、乡村公益建设用地等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除外；该法60条，可以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该法62条，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该法63条，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集体建设，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发生转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4、35、36条等规定，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不得抵押，但抵押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等的，相应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等等。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有两个例外：即土地管理法第63条担保法第36条的规定。即便如此，该种情况也只占集体建设用地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农民集体从中也多不能获得收益获收益有限[2]。如此之规定，已经与我国经济社会之现实严重脱节，具有明显的缺陷性：

（一）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严重虚位、权能残缺不全
按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等所有。但在人民公社解体后，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等基本解体，目前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等就其本质已不同于土地管理法制定时的那种以自然村为界、以农民集体土地为基本财产、以组织体的方式由农民在组织体内以土地为基本劳动对象统一经营、管理集体所有土地的社会组织形态。那是一种具有土地资产合作化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3]。故现在农村集体缺乏行使集体所有权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程序，为某些村干部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而农村土地处分权能则因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变成政府的征地权。
故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质上是一种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中国农村特有的制度安排。集体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已，真正拥有支配权的是国家[4]。造成在行政权力参与下，农民集体土地权利被侵害，土地农转非有增无减，有禁无止。

（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之用益物权属性及其全能之残缺不全
集体土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即以支配物质利用价值为内容之物权。这应是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法律属性[5]。它是由集体土地所有权所派生出的一种用益物权，使所有人以外的权利主体对土地而为不侵害所有权的自由的占有、使用及收益等，从而对土地利用以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权利。
而我国法律规定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仅在用途上仅限于村民自己对集体土地之于公益、乡（镇）村企业及住房用宅基地等之使用，而且在数量上也严格限制，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为收益更是严格控制，使集体集体建设用益物权缺失其最为重要的全能——收益全能，土地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不能得到最优配置，作用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管理问题
按我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由村民委员会、乡（镇）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等经营管理。然而现实中，农村土地的经营权，已经因为农地由村民占有、使用而为村民享有和行使；而农地管理权行使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选择农地使用制度，自主安排农地用途。但实际上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已由国家通过法制的形式统一作出安排，农村集体只能执行、并不能自主选择。更何况，如上文所述，如今的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等已经并非制度产生之日的集体经济组织等。如此情形之下，致使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组织和程序的缺失，加之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少可操作性，价值巨大的外部利益性诱惑，造成现实中隐形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大量存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处于一种违法、不合理、混乱的状态，不利于农村土地市场的形成。若不及时引导、规范将可能对我国国有土地市场造成严重冲击。

（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国家法律强制禁止与现实禁而不止
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问题上，国家是持谨慎态度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开放，将直接影响到农地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等。但随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需要土地，村民权益意识的提高要求分享农地流转之收益，改革试验与农民探索为流转工作做了政策储备，更重要的是农地使用权流转隐形市场大量存在。如1990年以来，珠、长江三角洲及一些大中城市市郊，农民利用政策和法律空间，自建厂房、仓库和店铺等用于出租；或者干脆不顾法律的限制，直接进行土地非法出租等。通过隐形市场、改变用途而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数量是巨大、惊人的。但这些流转毕竟在法律、政策上未得到明确认同，是在杂乱、无序及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缺乏合理规制，从而难免引发诸多问题，导致纠纷及矛盾冲突，影响农村稳定发展[6]。

可见，如果政府一味无视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市场的现实需求，强调市场的高度管制与禁止，而不是通过疏通和堵漏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去变革现行制度中不适应经济生活的部分，将可能导致因管治过度而引发的政府失灵，加剧矛盾。

综上所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否流转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之一，而现行调整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之法律法规，因其自身的滞后性、局限性以及故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三、通过制度创新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合法化、规范化流转
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化权力的制度安排，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限制和约束了农民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建国以来的多轮土地改革之所以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将政府对土地的统一管理职能和政府垄断职能混为一谈，而没有去围绕土地经济运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机制基础进行创新，一直因为政府自己调控自己，政府自己监管自己而治标不治本。[7]”因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构建直接关系农民阶层的命运，改革不能忽视其愿望与诉求。故新的改革，应走出一味强调政府管制与控制的误区，在尊重历史与现实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依靠公有制土地实现形式的产权创新，实行疏通与堵漏相结合的灵活的土地制度。

（一）明确界定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及其代表主体和其享有的农地权利
如前文所述，目前现实社会中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在性质上已不同于土地管理法颁布时的集体经济组织， 这就使得大多数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由村委会——这一有准行政性质的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充当，在监督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也为个别村干部权力寻租留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