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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拓与行人案”一审判决的不同意见/邵军

时间:2024-07-04 20:53:1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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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拓与行人案”一审判决的不同意见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吴军发(行人曹志秀)等诉被告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004)年宣民初字第04270号《民事判决书》中称“本院认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自然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本精神…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刘寰驾车发现行人曹志秀时,其与曹志秀之间隔有一段距离。但其没有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处理前方出现的紧急情况。而是在鸣笛后轻踩刹车,相信行人可在其车辆到达前走出机动车道,其未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也未做到安全驾驶。同时,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经检测制动力总和亦不合格。故刘寰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亦负有一定的责任。根据曹志秀、刘寰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其二人应负事故同等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1]。
本案发生在2004年5月9日20时55分左右,北京市南二环路菜户营桥东侧。即媒体予以高度关注的“奥拓撞行人案”。
本案独任审判员柴虹以“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其未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也未做到安全驾驶。同时,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经检测制动力总和亦不合格”为由,判决:双方当事人各负事故同等责任。该判决的理由有四:(1)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2)其未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3)未做到安全驾驶。(4)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经检测制动力总和不合格。
笔者认为:支持该该判决的四条理由不成立。理由是:
1、“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的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第四十七条二款)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时,应当避让”。该规定的前提是“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一、二款中规定“全国实行统一的道路交通信号。交通信号包括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和交通警察的指挥”。很明显,北京市南二环发生事故的菜户营桥东侧路面上有“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所以,本案中,理由之一“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不成立。
2、“其未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第七十五条)行人横过机动车道…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所以,本案中,行人曹志秀必须依法履行“确认安全”的义务。菜户营桥东侧路面前方5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地下的过街通道。《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均没有对在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机动车必须“全面的、合理的履行避让义务”作出规定,所以,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不能因此受到法律的追究。
菜户营桥东侧路面前方5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地下的过街通道[2]。
3、“未做到安全驾驶” 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
据了解,北京市南二环路是城市快速路,不允许行人进入。按照法律规定,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驾驶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其法定的义务包括:1、按照规定的时速在相应的车道内行驶。2、在相应的车道内行驶时,有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3、超车时有确保安全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4、在遇到车辆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的法定义务只有以上四条。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对行人的安全义务非法定义务。
4、“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经检测制动力总和亦不合格”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况
刘寰驾驶的机动车系私家车,平时由其本人驾驶。刘寰对奥拓车的制动性能必然有全面的了解。从以上分析中,刘寰仅仅只对(其他)车辆负有安全义务(不对行人负有安全避险义务)。当前车采取制动措施后,由于前车刹车灯突然亮起,刘寰必然根据本车的制动性能采取相应的避险措施(轻踩制动、或者紧急制动)。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与行人的活动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车辆出现的情况只能是速度的降低(或者紧急减速或者缓慢减速),但是,行人的活动呈不规则:停止、前行、前行后突然停止、前行后突然折返等。
刘寰驾车途中,突然遇到行人横穿的意外危险,而且该危险与正常情况下的危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该负担要远远重于正常情况下的危险。
所以,“制动力总和不合格”不适用于机动车与行人的情况,而仅仅只适用于机动车之间的碰撞事故。
5、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刘寰在宣武交通支队对其进行询问时称“…当我车由东向西行驶过右安门桥后,我车一直就在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当时道路上车辆虽然不少,但我前方本车道内并没有车,在我右侧的车道内前方有几辆车突然尾部的刹车灯都亮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可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情况,但马上我就发现了有一个人出现我前方大约一百米处,我当时就鸣笛,但那个人没有反(映)应,然后我就轻踩刹车,因为怕后面有车撞到我,我看那个人还是没有反(映)应,我就逐渐用力踩刹车,我本来以为那个人会很快地往前走两步,我车也就会从她的身后驶过去,但那个人一直非常慢地而且根本不往我这边看,我再把刹车踩死就已经来不及了,我向左侧打方向也没能躲开她…”。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刘寰的避让义务,但是,如果刘寰当时能够早一点果断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或许行人曹志秀就能够保住生命,或许行人曹志秀就不会受伤。
从该事故发生时起,刘寰已经并将继续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和良心的谴责。

综上所述,本案中,刘寰(奥拓车主、驾驶人)被判决依法承担同等事故责任显属过当。


2005-2-21

参考资料:
[1]、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吴军发等诉被告刘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2004)年宣民初字第04270号《民事判决书》
[2]、2004年09月08日16:04 央视《今日说法》《27万元的索赔》



作者:山西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支队十大队 邵军 13903592043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放北路盐湖区人民法院后院 邮政编码:044000
邮箱:shaojun0818@163.com




  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提出刑事责任能力意见是惯例

我国1989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有确定被鉴定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

那么,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是否应提出被鉴定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尽管多数的观点认可鉴定结论应该提出鉴定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且通行惯例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但质疑的观点认为,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属于医学鉴定,而不是法学鉴定,法学鉴定应当由司法人员进行,鉴定人的工作只是说明行为人是否是精神病人,至于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是司法人员的事情。

二、对现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几点质疑

1.突破刑事诉讼立法范畴之嫌。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关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不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强调鉴定的范围是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对鉴定人的要求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换言之,鉴定不能就法律性问题作出评价,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显然属于法律问题,应当由司法机关来认定。精神医学专家只能以其专门知识对刑事责任能力判断中涉及的医学问题作出评定,如果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直接判断,就超出了证明事实的范围。此其一;其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刑诉法在此处仅指“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应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医学鉴定则仅限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责任能力是不属于医学鉴定的评价范围。而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刑事诉讼法。

2.违背刑事责任能力混合评定标准的初衷。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可见,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采用的是混合评定标准。医学判断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需要由其得出是否具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种类与程度轻重的结论。而法学判断显然只能由具有法学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在此医学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易言之,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先后两个层次、不同性质的判断,应由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的。然现行医学判断和法学判断均由医师在同一程序中完成,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是由医师而不是司法人员作出。司法人员所能做的仅仅是接受或者不接受医师对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而无需也不应另行进行法学判断。如赵某故意杀人案,司法机关共委托鉴定机关对赵某作了三次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司法机关最终只能在三次鉴定结论中选择采纳。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混合标准的初衷。

3.有悖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规定及实践中的惯例,违背了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证据所应具有的客观属性。鉴定结论应该是鉴定人对被委托鉴定的内容进行客观而真实的描述。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不仅仅是依据犯罪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行为前后的言行等因素,如吴某故意杀人案中,其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有此表述:鉴于吴某在疾病发生前有漫长的原因自由行为过程,存在有意放任自己行为的动机,最后才导致精神障碍发作,因此,吴某所辨认和控制能力受到损害性质与一般重性精神病发病的不由自主的性质不同,仍应评定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显然,该表述更像是法律意义上的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判断色彩,有越俎代庖之嫌。而这样的鉴定结论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客观描述,其客观性已丧失,与证据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不相符,不可作为证据使用。

4.支撑通行惯例的理由有自相矛盾之处。持惯例观点者认为,如果不允许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提出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状况的意见,那这种鉴定书就无异于临床精神病学诊断书,而很难说它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同时,鉴于司法人员不可能精通精神病学知识的情况,这样的鉴定书也会给司法人员对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正确判定带来很大困难,从而影响司法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当然,在我国,鉴定书的这种结论仅是提供给司法机关参考的意见,法官无须直接采用或无条件接受。该理由,一方面要求在鉴定结论书中对责任能力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又认为该种鉴定结论不具有其作为证据所应具有的价值,仅是参考。该观点互相矛盾,仅是为支持其结论成立所做的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5.司法人员难以承担责任能力评定失误之责。精神疾病的复杂,司法人员不愿也不能对此作出判断,怕承担责任。根源在于,实践中涉及精神病的问题极为复杂微妙,确实也因涉及的问题过于专业,使得司法人员也不愿意独立地作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判断,而这样的制度安排正好成为司法人员逃避判断的理由,使得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为精神医学专家所垄断。

三、重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思考

综上所述,司法鉴定机关不应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大小提出意见。对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设置可作如下思考:

首先,必须明确司法人员负有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的主体地位。改革《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鉴定体制,鉴定结论中不应包含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相比精神病医学专家,除所鉴定出的精神疾病的种类、程度之外,司法人员更熟悉犯罪动机、犯罪的过程、犯罪前后行为人的言行举止等案件综合情况,有助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做出一个独立的有关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判断。在日本,越来越重视心理学要素的倾向,即便医学鉴定认为行为人由于精神分裂症而处于心神丧失状态,但法官认为其具有可以了解的动机,而且在行为时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场合,就不能认定为心神丧失。在德国同样也认为对责任能力的判定属于法律问题,由法官负责。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4条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显然,国外的立法和实务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法官独立判断的重要性。

其次,充分重视精神病医学鉴定专家的作用。当司法人员在进行责任能力判断时,必须要有精神病医师进行医学诊断后对行为人在案发时精神状态的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精神病及其程度的结论,不应在没有相关结论的背景下或者完全无视其结论而径直地、盲目地进行有无责任能力的法律判断。毕竟,鉴定人在有关专业领域相对于普通人甚至司法人员占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地位,而使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最后,可要求鉴定人单独作出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作为参考。考虑到司法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司法机关可以允许甚至要求鉴定人员在鉴定结论之外单独发表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以供司法人员在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时参考,从而进一步保障责任能力评定的准确性。广东深圳的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结论中,已开始尝试不评价刑事责任能力,仅是出具关于精神疾病的判断结论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判参考意见。与此同时,司法人员也必须更多地了解、掌握精神疾病方面的知识,避免盲目地跟从上述意见。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部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

劳动部


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

  近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技工学校经过调整、整顿,在培训任务、教学内容、助学金
制度、毕业生分配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学校的巩固和
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技工学校的培训质量和办学效益,还必须继续认真贯
彻原劳动人事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联合颁发的《技工学校工作条例》,加快改
革的步伐,使技工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数量与质量上,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现就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从实际出发,确定培训任务

  技工学校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培养中级技术工人的同时,可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初级技术工人,并承担待业青年、学徒工、在职工人、企业富余人员、
乡镇企业工人、军地两用人才等的培训任务。需要培养初级技工的,应按学校隶属关系,报
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后才能招生。

  有条件的技工学校还可以举办高级技工培训班或实习指导教师培训班。

  培养中级技工的招生对象和学制等问题,仍按原规定执行;培养初级技工的,招收初中
毕业生,学制两年(学生毕业时必须年满十六周岁),有关教学计划、大纲、教材等问题,
由学校根据现行工人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提出具体方案,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并报当
地省级劳动部门备案;培训其他人员的期限和教学要求等问题,由学校同用人单位商定。

  二、明确发展方向,提高培训质量

  近几年内,技工学校的发展方向是:稳定学校规模,调整专业结构,强化实习教学,提
高培训质量。各地区、各部门对所属技工学校要进一步调整、整顿,使学校的布局与专业分
工更加合理。对类别相同、培训任务不饱满的学校,要作适当调整或择优保留,在一定时期
内不再新建这类学校;对办学条件差又达不到要求的学校,要限期整顿,在整顿期间,不安
排招生;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急需的缺门、短线工种的学校,或在现有学校中增设这些工种
(专业),增加计划招生人数。

  必须建立实习工厂(场)的学校,已经建立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办学条件;尚未建立的
要限期建立起来,并争取在一九九五年达到每个学生在上生产实习课时都有一个工位。难以
建立实习工厂(场)的学校要有必要的实验和模拟设施,结合现场教学(如承包工程、承包
工位、顶岗轮训等),加强对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各学校都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强化生
产实习教学,提高培训质量,在完成生产实习教学任务的同时,因地制宜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搞好生产经营,增强学校自我完善能力。

  三、开展横向联合,实行有偿培训

  技工学校要在完成本部门、本企业培训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横向联合,承担委托培
训任务。学校与委托培训的单位应签定培训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并实行有
偿培训,收费标准由双方商定。

  要提倡委托培训的企业和单位,资助学校一些基本建设投资或设备,帮助学校改善办学
条件。

  四、积极进行教学改革

  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进一步搞好技工学校的教学改革。要加强生产实习教学,坚持突出
操作技能训练的原则。实习教学条件比较完善的学校,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工种(专业)
不同的要求。适当增加生产实习课时的比重。提高学生操作技能的熟练程度,或者拓宽学生
操作技能训练面,实行一专多能。

  坚持文化、技术理论课为专业课服务,专业课与生产实习教学密切结合的原则,适当调
整课程设置和各课的教学时数,删除现有教材中冗繁和陈旧的部分,合理地增添新技术、新
工艺等教学内容。

  要结合形势和学生的思想状况进行政治课教学和职业道德教育,努力创出生动活泼、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把自己的理想抱负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调动他们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改革毕业生分配制度

  技工学校毕业生除少数工种(专业)外,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用人单位择优录用
为合同制工人或聘用为生产实习指导教师及其他人员的制度。毕业生被企事业单位录用后,
应按合同规定为单位服务,否则要向承担培训任务的企业或培训单位缴纳培训费。培训费按
学生学习期间由企业或学校的实际支出计算。未被企事业单位录用的毕业生,可进入当地劳
务市场通过“双向选择”就业。

  六、毕业生实行两种证书制度

  技工学校毕业生在取得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同时,要按部颁技术等级标准的要求进行
严格的技术等级考试。毕业生的技术等级考试必须按劳人培〔1983〕46号《工人技术
考核暂行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组织进行,经过“应知”“应会”的严格考试,确定其
技术等级,并由劳动行政部门颁发技术等级合格证书,作为毕业分配和确定工资待遇的主要
依据。

  七、毕业生待遇

  技工学校毕业生,当劳动合同制工人的,不再实行试用期,按已达到的实际技术等级确
定起点工资。培养中级技工,技术等级达到三级的定三级的工资,技术等级达到四级及其以
上标准的,可以根据其所任工作的难易程度适当高定;达不到三级技术等级要求的,如被用
人单位录用,其工资应予低定。培养初级技工的定级工资,按照低于上述中级技工定级工资
水平的原则,由用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技工学校毕业生,被录用为合同制工人的,按规定应享有基本工资15%的工资性补贴。
从事高空、高温、野外、井下等艰苦作业的,应按规定享受同工种的工资性补贴。